“居安思危”是句军事成语。意思是说，处在和平安定的环境，要时刻想到战争的危险，并从精神到物质做好允分准备。最早出自《左传.襄公十一年》。

在春秋时期，晋悼公做了中原的盟主，采纳大将魏绛的策略，联合11个盟国去攻打郑国。郑国请求讲和，并送给晋悼公一大批乐师、乐器、歌女、兵车作为礼物。事后，晋悼公把一半的歌女、乐器赏赐给功臣魏绛，还得意忘形地说：眼下天下太平，可以享乐一番了。但魏绛非但不接收馈赏，反而向晋悼公进言：“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。……居安思危，思则有备，敢以此规。”意思是说，愿君王享受快乐时，要考虑到国家以后的事情，在安定太平的时候，要想到战争的危险，只有这样去想问题，就会有准备；有准备就会免遭祸患。我斗胆总这些话来规劝您！魏绛的忠告，使晋悼公醒悟，从而保持了多年的戒备。从此，居安思危，有备无患，就成为人们应付战争和其他不测之事的常用语，而且还作为国防建设、治军原则和战备方针，一直为历代兵家所继承。

《诸葛孔明传·戒备》一书，记载了三国时的诸葛亮一段话：“若仍居安而不思危，寇至而不知惧，此谓燕巢于幕，鱼游于鼎，亡不待夕矣。”就是说，处于和平安定的年代不考虑战争的危险，敌人突然进攻又不知如何抵御，这就像在幕布上筑巢的燕子，在热锅里游泳的鱼儿一样，立刻就会灭亡。

“居安思危”的相近说法是“安不忘危”。意思是说，太平年代与平安岁月，不可忘记战祸、灾难等危险。刘向《说苑·君道》称：“安不忘危，故能终而成霸功焉＂。所以，有战略眼光的历代将帅都把“居安思危”“安不忘危”“有备无患”作为治军的座右铭，牢记心中，落实在行动上。

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：”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的，你准备不好，敌人来了；准备好了，敌人反而不敢来……”

有以下四种情形：

第一、太平盛世，安不忘危。

历代有远见的将帅，都知道太平盛世来之不易，若要长久国泰民安，必须常备不懈。上述晋悼公在后来的做法是其中一例。另外，西晋名将杜预远见卓识，他的言行对后人也很有启示作用。

公元280年，西晋灭亡吴国后，晋武帝司马炎以为不会再发生大的战事，主张军队将领们不必再去从事军事活动，而让他们去管理政治事务，并下令解散州、郡的部队，但是，著名军事家杜预引用《司马法》一书的话，告诫晋武帝：“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”，不能以吴国灭亡而高枕无忧。他在与吴国作战结束后，立即还镇襄阳，坚守要地，交错屯兵，使所部戒备森严，“视无事如有事”一样，从而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安定形势。杜预死后，晋朝军备废弛，不久天下大乱。

唐太宗李世民少年得志，26岁便做了皇帝，辟有贞观之治。公元637年（贞观十一年)，著名谏臣魏征针对李世民出现的骄奢苗头和表现，特上《谏太宗十思疏》，劝他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”，警惕翻了“龙舟”。李世民看罢奏章，大吃一惊，复诏认错，并将此奏章置于案头，天天警戒和鞭策自己，结束了一个动乱、凋敝的时代，促进社会进入了治平、昌盛的时期。

第二、既胜若否，以备不虞。

既胜若否，以备不虞，意思就是打了胜仗要像没有打胜仗一样，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。

春秋时“五霸”之一的楚庄王芈旅，并国二十六，开地三千里，雄踞大江南北，称霸诸侯。但他在胜利面前不忘乎所以，坚持安内攘外，整军经武，以备不虞。他常以历史上纣王兵败丧殷的故事自勉。殷纣王曾百战百胜，但在胜利面前丧失警惕，以致周武王兵临城下而不知，造成国破人亡的结局。楚军在楚庄王的严格要求下，20余年常备不懈，故能立于百战不殆之地。

清军大将年羹尧“闻雁即警”的故事，更体现了领兵将领在打了胜仗之后的高度警惕性。公元1723年秋，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率军至青海，平定叛乱，连连获胜。但年羹尧十分机警，认为敌未灭，不可懈。一天夜入三更，官兵发出甜美鼾声，当时一群大雁带着凄惨的叫声，从营帐上空飞过，年羹尧综合分析判断，认为是敌军夜间袭营的征兆，便立即埋伏重兵，严阵以待。四更时分，敌军果真急驰而来，年羹尧挥军四起，歼敌大部，打了一个计划之外的漂亮仗。事后，官兵询问此战役胜利之秘诀，年羹尧说：“我无妙法，只是戒备二字。所谓戒备者，即居安思危、处危毋慌也。”又说：“戒备之理，要运用自如，也非一日之功。为将者要先敌所料，必知天文地理和敌我之长短，还要知禽兽生活习性，细心体察，从中悟出道理。”

《百战奇略》载明代军事谋略家刘基说：“凡战胜易，保胜难。故大胜之后，不可骄惰。反之，必败。”他还常讲这样的道理：“知败而防败者必无败；知胜而不防败者必败。”这一观点在历代将帅中颇有影响。

第三、结成同盟，不忘戒备。

历代名将认为，同盟，往往是不持久的，一旦同盟破裂，就可能化玉帛为干戈，所以，对同盟不可掉以轻心。这方面典型事例很多。

唐朝李世民对结盟者始终坚持备之心。隋末，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为集中力量战胜隋炀帝，便与匈奴结盟，放松了对匈奴的警惕。李世民发现此情，就一再提醒父亲要学习孙武《孙子兵法•九变》＂故用兵之法，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也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之不可以攻也。”果不出世民所料，在他继位登基后不到20天，匈奴的颉利可汗便率10万大军进逼长安，由于世民时刻警惕，早有准备，故临事而不惊。一面调动重兵，一面自带六骑出现在匈奴面前，隔河谴责颉利可汗背盟入犯，等待援兵。不多时，唐大军随即开到，部队旌旗蔽野，阵容森严，使颉利可汗望而生畏，被迫再次结盟退兵。到公元629年，李世民派大将李请率军分道出征匈奴，俘获了颉利可汗，解除了北方威胁。

更为典型的事例是西夏统帅元昊。《西夏记》一书记载，在公元1031年，元昊袭父位为西夏国王。当时，西夏是个小国，以兴庆府（今宁夏银川）为中心，处于大国强邻包围之中，东、南邻是赵宋王朝，北邻是霸主契丹，西有宋王朝支持的吐蕃、回鹘等。富有远见卓识的元昊，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，巧妙地利用邻国间的矛盾，成功的周旋于各国之间，为了避免两线作战，主动与契丹保持友好关系，并结成了联合对宋的同盟，契丹国王兴宗将兴平公主嫁给元昊为妻。此时作为契丹驸马的元昊始终对契丹保持高度戒备，将7万大军配置在西夏和契丹边界，连续十余年严阵以待。后来契丹军果真背信弃义，突然袭击西夏，而元昊因为早有准备，所以从容应战，在贺兰山大败契丹军10万之众，迫使契丹与西夏媾和。从此，西夏由原来依附于宋朝和契丹的屈辱地位，变成了西夏、宋朝、契丹鼎足而立的局面。史学家都为元昊的高瞻远瞩所折服。

第四、强边固国，积极防卫。
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为了解除北方匈奴对秦都咸阳的威胁，保障边境地区和中原民众的安宁生活，除派出主力积极打击之外，还亲自巡视北部边境，确定构筑长城之策。他命大将蒙恬为总指挥，将军杨翁子协理，后又派太子扶苏为副将，同赴边境指挥筑城。大将蒙恬很能体

察秦始皇强边固国的意图，组织指挥有方，除了把原来赵、燕、秦三国边关城墙连接和加固之外，还新筑长城千余里。这条长城，西起甘肃临洮，东到辽宁南部，总长达5000余公里，历史上称作万里长城。

到了汉朝，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有许多建树。他为了加强北方边防，阻止匈奴袭扰，把增修长城、构筑“塞外屏障”和“和亲政策”、军事打击、建设河西走廊、开发大西北、断匈奴右臂以及组织屯田等各项措施综合利用，巩固和发展了大统一的西汉帝国，达到了西汉强盛的顶点。

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强边固国方针、政策，对此后中国两千年的军事史有巨大的影响，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强边固国的杰出人物。东汉名将班超是其中之一，他经略西域31年，乐在天涯，为国忘身的崇高武德，近1900年来，一直成为鼓舞将卒戍守边疆的巨大力量。西域（西汉以后对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）远离中原数千里，气候恶劣多变，生活十分艰苦。诗曰：“轮台九月夜风吼，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。”如此艰苦的边旅生活，并没有吓倒班超，他知难而进，以苦为乐，从41岁直到71岁被朝廷召还洛阳止，他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，收服西域50多国归附汉王朝，重新沟通汉朝与西域的联系，迎来了“边城宴闭，牛马布野，三世无犬吠之警，黎庶亡干戈之役”的升平景象。

清朝后期名将左宗棠，是一位不畏强敌、重视塞防、规复和建设新疆的著名军事家。公元1865年，中亚浩罕国王帕夏侵占我新疆，并建伪政权；1871年，沙俄强占我伊犁地区。消息传至清廷，年近六旬的老将左宗棠，义愤填膺，挺身而出，“以边荒艰巨为己任”，率兵西向，驱逐入侵者，规复祖国大好河山。为了强边固国，防止“强领窥伺”，他建议清廷在新疆设省，这对巩同西北边防和祖国统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